近兩年來扶貧問題備受社會關注，今年全國兩會，依然如此。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四川好醫生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耿福能每年都要抽時間深入偏遠閉塞山區調研，并在調研報告中就扶貧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議。這位從大山里走出來的“驕子”，始終心存大義，關注貧困地區及居住在那里的老百姓，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幫助貧困地區老百姓脫貧。
3月5日，耿福能出席完會議，在人民代表大會堂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采訪時說：“履職五年來，我提了20多項有關扶貧的建議，引起了國家的重視，其中大部分建議都得到落實，這是最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多年的努力沒有白費，這讓耿福能對扶貧越來越執著，也使得他在扶貧的道路上越走越堅定。
扶貧工作任務艱巨
扶貧攻堅，是我國“十三五”時期的重點工程。到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
耿福能早在還是四川省人大代表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關注“扶貧問題”，并且針對四川當地的貧困問題提出了不少建議。
耿福能表示，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盡管我們國家的貧困問題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貧困地區數量已大幅減少，但由于我國貧困地區規模大且分布廣，要想在2020年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壓力還是很大。
在解決貧困問題的過程中，耿福能還通過考察了解到，即使是在同一貧困地區，區域與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也是十分驚人的。在他看來，這種局部貧困的現象，往往還具有普遍性。
貧困問題關乎人民生計，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國家經濟的發展。耿福能認為，目前國家經濟下行，很大原因就在于貧困問題的突出與貧富懸殊。
“貧富懸殊也是經濟不景氣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實業不興，金融資本過度掠奪社會財富，老百姓的收入減少，購買力下降，很多企業制造出來的產品無法賣出去，如此，出現買方市場消費疲軟導致企業利潤下滑甚至倒閉的‘惡性循環’。”耿福能對記者說。
扶貧對國家政治經濟有重要意義，耿福能始終將“扶貧問題”作為自己關注的重點，這也成為企業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具體體現。“做好人，制好藥”一直都是耿福能經營企業秉持的理念。也正因為自始至終都堅持這種理念，“好醫生”在耿福能的帶領下，從當初默默無聞的小公司發展到如今集科、工、貿為一體，年銷售額近50億元的大型企業集團。
耿福能說：“企業不屬于個人，而是屬于社會，做企業最終目標不在于規模大小，而是要得到公眾的認可，得到社會的尊重。再大的企業，如果不被社會尊重，就沒有價值。所以，在扶貧這件事上，我們要承擔起責任，發出正能量，為扶貧做貢獻。”
“授人以漁”精準扶貧
對于扶貧，耿福能有自己的思考，他提出：對于貧窮、貧困，我們應該像研究創富或其他大項目一樣，認真細致地找出問題然后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早在2013年，耿福能就強調，“我們反思過去的慈善式扶貧、安慰式扶貧，甚至是表演式扶貧等，發現這些扶貧方式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要想真正地推動偏遠地區貧困群眾脫貧致富，就要引導產業精準扶貧。”
2015年，為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全部脫貧，政府提出“中國將全面實施精準扶貧”的要求。耿福能認為，“精準扶貧”要求地方政府深入到每個村莊的每戶家庭，并且有具體的數字標準——即人均年收入超過2800元即可算脫貧，這使得扶貧工作變得更加現實可行，也更加有意義和價值。
“政府如此高度重視扶貧開發，把扶貧開發作為戰略部署，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放眼全球，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國家都未曾有此類大舉措。如果說到2020年能夠真正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那中國的這項偉大的民生工程將是史無前例。”耿福能說。
史無前例，不僅體現在扶貧工程規模之大，也同樣體現在工程的難度之高。盡管近些年我國扶貧工作已經取得了較大進展，但同時也要看到，在扶貧過程中，也出現了諸如缺乏一定衡量標準、扶貧工作針對性不強、扶貧資金指向不準等問題。
耿福能認為，缺乏衡量標準，就無法準確統計貧困戶數量以及了解貧困居民家庭實際貧困程度；扶貧工作針對性不強，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扶貧工作軌道的偏離；扶貧資金指向不準，容易導致對扶貧對象的幫扶不到位，同時也助長了一些貧困地區的依賴心理，不愿摘掉“貧困”的帽子，擠占浪費扶貧資源。
那么，如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2014年全國兩會上，耿福能就提出“現階段的扶貧工作必須在總結過去扶貧模式與成效的基礎上，針對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從以往的‘授人以魚’的扶貧方式向‘授人以漁’的扶貧方式全面發展，教給他捕魚的技術，這樣才能實現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耿福能說。
想得多也做得實在。這位人大代表，在積極履職與建言獻策的同時，也始終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檢驗著自己的建議。他把自己的產業投在偏遠的民族山區，讓當地老百姓守著自己的家園就能就業脫貧。
據了解，好醫生藥業從1995年就開始在四川涼山地區進行產業精準扶貧。每年投入數十萬元對當地的彝族農戶進行種植技術指導、免費提供種源、保底價收購等措施，以“公司加農戶聯基地”的運作模式，幫助企業和農戶建立利益聯結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組織農戶為企業提供生產原料，幫助農戶快速脫貧。
公開報道顯示，僅在2015年，好醫生藥業集團通過“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帶動布拖縣火烈、補洛、烏科、拖覺和樂安五個鄉近2000戶農戶種植附子，平均每戶每年增收7000—8000元。同年，這種模式在越西、冕寧復制擴展。
合理分配資源利益
由于經濟環境不佳，基礎設施不完善等因素，貧困地區的“產業扶貧”讓大部分企業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推動這些邊遠地區的“產業扶貧”，顯然離不開政府相關政策的推動。耿福能認為，政府應支持并鼓勵企業參與產業扶貧項目，從政策、稅收、融資成本等方面給予參與產業扶貧項目的企業實際支持。
“目前產業扶貧之所以推進比較艱難，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政策還不夠。如果貧困邊遠地區的政策，特別是產業方面的政策能夠有所傾斜，產業來了，企業來了，人氣就旺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就增加了，貧困的問題也就能得到緩解。
當企業能夠解決一個貧困人口就業的問題，就會帶動這個貧困人口所在家庭整體脫貧，轉變他們的貧困觀念。同時，一旦貧困地區的經濟有所好轉，涌入大城市的貧困人口數量將會減少，這樣就會緩解大城市的人口壓力。所以，支持邊遠地區的產業發展，對我們的社會是非常有利的。”耿福能向記者分析道。
事實上，貧困邊遠地區往往擁有較多待開發的資源。政府也在扶貧過程中大力開發這些資源，但即便是在這些政策“普惠區”，貧困問題為何依然得不到解決？
耿福能認為，貧困地區未來的發展贏在資源上，解決連片貧困的問題也應在資源分配上發力。“比如說涼山地區，是大山大水大資源，涼山的水電資源富集程度無可比擬，可開發的水電占全國可開發水電總裝機容量的15%，占四川的57%。涼山水電資源全部開發后，年發電量將超過2362億千瓦時，發電環節銷售收入就可達到550億，稅收近百億元。
但是在資源的利益分配中，目前卻只有政府和投資者有收益，而原居住地的每個家庭、個人沒有收益，這些資源開發地的原住民也是最貧困的一個群體。這種現象就好比，三個人中兩個人有工資其中一個人沒有，當然沒有工資的這個人也就永遠跳不出貧困的窘境。其根本原因是分配缺位。”耿福能說。
作為從涼山走出來的全國人大代表，耿福能看到涼山的父老鄉親并沒有從水電開發中獲得多少好處，反而要為水電開發作出各種犧牲，比如承受環境污染、挖山截流、破壞生態帶來的惡果，不免感到憂心。
在2013年的全國兩會期間，耿福能就建議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明確資源所在地的邊遠貧困地區原住居民，享有一定資源開發收益權，讓資源開發收益在國家、投資者和原住居民之間進行分配。隨后幾年，耿福能依然堅持針對“貧困地區資源利益分配”問題提出建議。 2015年全國兩會上，耿福能進一步提出“以法律制度明確資源分配”的建議，他提出，涼山地區居民應享有一定的水電等資源開發收益權，比如每度電留下5分錢給當地老百姓，以確保資源所在地原住居民的合法權益。
“涼山州如果在水電資源的開發上，能夠給當地的老百姓留下一點點，比如每度電留下5分錢給當地老百姓，也能解決相當一部分貧困人口的根本問題，實現2020年全民小康的目標。”耿福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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